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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道哲學與技術研究網絡

一個中国的媒体与技术批判哲学

二十世纪中国快速的经济以及科技发展导致了全面的失向(Dis-orientation)。这个失向不只是失去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而且是如这个词字面所解的”去东方化”。我们面对一种失落的情绪,东方已不再是东方,而是西方的复制,无论是商品,概念,生活方式,还是梦想。而一向被视为根基的,如中国思想,成为了全球化科技文化的面纱。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後的文化想像被彻底改变;因为当时,中国思想或中学被视为”本”而西方思想被视为”器”。这个笛卡儿式的取向在今天完全迷失,因为中学变成了 “图形” 而不是 “背景”(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面纱”)。这里我采纳了吉尔别·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在《论技术物件的存在模式》的类格尔塔心理学分析框架。根据西蒙东,“背景” 稳定了“图形”,同时为其提供进化的潜力以及想像。

 

背景”和 “图形” 逆转导致了今天全面的失向。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假设,是因为在中国缺乏对技术的思考。根据人类学家,特别是Jack Goody的著作《偷窃历史》,指出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发展远超前欧洲,之後情况逐渐逆转。 中国自明朝以来技术发展几乎停顿,而西方则快速前进,并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耶稣会会士们在十六以及十七世纪引进了科学思想,但是因为多种原因这个文化交流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但我们不能证明在十六世纪之前在中国存在着”技术文化”,或者古中国比西方更了解技术,而是技术的思考从一开始便缺席。所以,我们必须留意要让这种思想出现,由传统出发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与科技进步并不协调。

 

鸦片战争之後中国对於科技的反思

我们可以猜测个中文化上丶政治上,或者经济上 的各种原因,但更根本是在中国重新建立对技术的知识和理解。否则,迎来的是恐惧或者狂热。在1876-1877期间一家英国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在上海和吴淞之间建了中国的第一段铁路,但引之而來的是极大的恐惧(因为安全以及意外的理由),最后满清政府支付了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收买铁路,随之将其摧毁。这种恐惧是吊诡的,因为在鸦片战争(18391842, 18561860)之後,中国已明白如果不发展西方科技的话将无法赢得战争。中国战败之後,自强运动(18611895)大幅地现代化军事,工业化生产,以及改革教育制度。自强运动的两个口号捕捉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第一个是 “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个则有带有更强的民族精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对於科学/技术以及民主的思考来发生在1911年的革命之後,由满清保送到海外留学的儿童纷纷回国,并成为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主角。在上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西方哲学开始在中国流通,而三位哲学家的名字成为主要的思想派别:William James, Henry Bergson, Bertrand Russell (其中没有一个哲学家研究技术)。当时的争论主要围绕中国是否应该全盘西化,支持者包括胡适(杜威的学生),而反对方则有张君劢(倭铿的学生),张东荪(柏格森的译者)等。这场争论并没有取得任何共识,但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发现中西关系(中为本西为器)的笛卡儿式谬误。这次的反思并没有超越西化(包括以罗马拼音取代象形的汉字)以及保留传统的生命价值的对立。

 

中国对媒体与技术批判哲学的需求

今天中国对於所有技术物件抄袭的山寨文化在西方备受批评。德籍韩裔哲学家韩秉珠在《山寨:中式解构》中尝试从形而上学理解中国的资本主义。他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道” (Tao)跟海德格尔的 “道”(Weg)有很大差异。前者,没有创造,只有毁灭(Ent-schöpfung 更准确的是”去创造”),而且弃本原(Origin)於不顾。我们或者可以更进一步如西谷启实所说的,在泛亚洲文化中 “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并没有位置。本原在中国文化并没有拥有它在西方文化中的位置,同时我们留意这个形而上的差异在鸦片战争因笛卡儿式取向大幅扩大,因为 “非时间性”(atemporality)正时来自於对技术作为持存(retention)的忽视。技术仅被视为可以由人类意志操控的 “器具”,而意志则由如莱布尼茨所说的自然神学决定。哲学家李泽厚称其为 “度”,意为没有绝对,而是取决於协调的程度。这些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因为政权更换而没有很大的进步,然後是冷战时期的科技竞争(一九六四年的原子弹以及一九六七年的氢气弹),以及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因为缺乏对於技术的反思,我们在中国并找不到任何批判理论(只有由德国进口)。在中国内战之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是经济决定论者或科技决定论者,他们视中国思想为进步的障碍。在文化大革命到一九八九年,焦点问题是改革开方以及市场的调控。在九十年代初,一个新的思想主导了中国。哲学家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并提倡他的“实践理性”。我们可以套用前主席邓小平的好猫论:“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李认为在过去百年,中国一直都是意识形态工厂,而这些意识形态实验让路以建立实践的计划。实践理性,进一步地阻碍了技术的本体论问题,因为对於实践理性来说这并不构成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说哲学在中国不存在,事实上在上世纪初的教育改革之後,哲学被引进学院里,但主要都是哲学史的研究或者哲学家的生平研究(如当今的学院哲学)。在九十年代到今天,批判理论丶法国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引进,促生了新左派。而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也在二十世纪初在中国逐步成长。但是这两个学派除了对现代化很笼统的批评之外,对於技术问题并没有很大的关注。知识界的讨论只是围绕英美的自由主义或者法国理论的应用,这也说明了在中国发展批判哲学的困境。

 

这便是这个国际学术网络成立的背景以及任务: 重新建立中西(特别是与欧洲)的对话,以及在百多年的现代化後引进技术的问题,在中国发展出一个批判哲学作为对工业化丶科技全球化丶以及哲学的形成的反应。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以及多名世界知名的技术丶媒体哲学家的支持。这个学术网络在来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技术丶媒体哲学的翻译以及原创作品的出版,同时组织各种交流及讨论。

 

发起人﹕许煜
2014夏,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