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许煜《执行的时间》

文章: 许煜《执行的时间》

文﹕许煜 (Yuk HUI)

译﹕龙星如

 

自20 世纪晚期以来,人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执行”一词在含义层面的演变。从14 世纪开始它主要被运用在行政、官僚和司法语境中,而逐渐扩展到机器与武器的运作中。至于这一改变的分水岭发生于何时,仍然是有待考究的历史问题。然而,它已成为今日一个紧迫的社会和政治课题。它标记从人力管理到机器管理的范式转变,后者无所不在,如无人机屠杀、DDoS 攻击和深度数据包检测。我们或许想问:这一语义转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机器自动化的时代,应如何理解“执行”?

 

 

一个貌似矛盾的现象是, 诸如“机器”和“自动化”一类的词汇已经变得愈发抽象,而“硬件”和“软件”的概念反而愈发具体。“具体化”[1] 的过程反映在不同层级的持续改良(举例来说:从微观物理层面到更高的应用层面),以及它们之间或超越它们自身的转导操作。为了解这一范式转移,针对技术物和数码物的具体化之研究十分有必要。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应避免把人机复合体浪漫化成“机器集合”。

 

 

“执行”从来都是目的论式的,因为“执行”的含义是去操作在行动之前已被预期的目的:法律执行、计划执行、囚犯處決。执行以具不同时间性的路径达到目的(泰勒斯)。“执行”之最直观与简明的形式是线性的,并由预定的流程驱动。我们以食谱作为例子:主体将遵循一步步的指令,直至目的达成。在此步与下一步的关联中,存在某种规范化的必要性,以确保走向正确。

 

 

这种线性关系也存在于世界的机械化过程中,我们今日仍能在笛卡尔等作者的写作中读到对应的论述。机械化的基础是几何的清晰度和公理的逻辑确定性。我们或许可以将自动机的制作过程视为这种线性的实施。自动机的移动是由一系列内置零件所执行的相继行动所促生的。举例来说,弹簧转动齿轮,后者驱动另一个组件,引发机器运动。诚然,笛卡尔对自动人偶的痴迷也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一哲学沉思》里的“第二沉思”中,他频繁将自动人偶作为论据,在文章里,哲学家本人探向窗外,并质询那些来往的行人是否并非穿衣戴帽,由弹簧驱动的一个个人偶。

 

 

在当时,将笛卡尔关于自动化的思想运用到实践的案例包括法国人雅克·沃康桑的“消化鸭”(1738)和匈牙利工程师沃尔夫冈·冯·肯佩伦所制作的“土耳其机器人”(1769)。这二者是将技术思维,或很大程度上将哲学思维,限制在线性、理性思考模式上的实例。这种态度部分来自物质和能量的约束,换言之,物质和能量条件限制了多种话语关系类型可被实现为物理接触的可能性[2]。尽管笛卡尔通过“灵魂”的有无,将人与自动机区别开来,我们仍须注意到,运作的线性也适用于笛卡尔“思想物”和“广延物”的二元物性中。正如吉尔伯特·西蒙东所指出的:“‘推理长链’实现了从前提到结论的‘证据运输’,就像链条从锚点到最后一个链环之间传输了力一般。”( 西蒙东)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非线性的思维尚不存在,仅仅表示线性作为一种机器认知图式,曾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其兼容于由当时有限的物质资源和条件所支撑的经典物理体系。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批判《哲学的贫困》中陈述道:“手磨机带来了封建主的社会,而蒸汽机则造就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一论述有类似的意味:物质条件和技术科学发展程度之间的适配性会促生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这一批判可被进一步延展,在今天语境中,包括当下运算式和网络式的基础建设如何构建“平台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哲学、科学思想与技术实现之间存在一种时间上的间隙。这一间隙不断地制造敌对与忧郁,这也部分地由今日我们所谓的“批判”所继承。的确,自18 世纪开始存在的非线性思维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由笛卡尔和朱利安·拉美特里所分别建构的动物‐机器与人类‐机器隐喻的回应。

 

 

自然科学界的新发现使得新的学科方向得以兴起,这一学科于1802 年被德国博物学者戈特弗里德·莱茵霍尔德·特里维兰纳斯(1776‐1837) 命名为“生物学”。在相同时期,另一位德国生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1753‐1840) 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为康德在其批判的第一部分中对美学概念作为“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的寻究,以及第二部分中对生物学与目的论关系的探讨提供了科学素材。[3] 诸如浪漫主义和观念论等后康德哲学思潮广泛接受有机形式的观念(尤其是在谢林、黑格尔和施莱格尔的写作中),将其视为哲学系统的基础,并将其活用为一种针对笛卡尔机械论的犀利批判。

 

 

然而,“执行”的线性时间领先了一种非线性的历史时间性,对将至之未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线性操作的认知图式,为现代社会和经济学分析暂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这在亚当·斯密、查尔斯·巴贝奇和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一个名闻遐迩、令人难忘的例子来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在其中,一个小男孩把他自己劳动力的线性执行转换成了机械执行:“最早的蒸汽机,需要雇佣男劳工,根据活塞的升降频繁开启和关闭锅炉和气缸间的开关。一个贪玩的男孩发现,只要用一根线把开合阀门的手柄和机器的其他部分连在一起,他便可以不再用人力操作这个开关,可以去跟伙伴们玩耍了。这一机器自被研发以来所历经的最棒改良之一,来自一个试图节省自己劳动力的男孩。”[Smith (1776) 2005,13]

 

 

在《国富论》第一章“论劳动分工”第八段中,自动化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感谢这位不知名的小男孩,是他把蒸汽机发明者的创意引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工作被赋予了新的节奏,而工厂获得了新的组织形式。如果说由小男孩和蒸汽机之“机器集合”的时间性构成了一种同质的线性系统,这是因为小男孩渴望有时间和小伙伴玩耍。这种时间结构蕴含着小男孩的时间与机器时间的分叉:蒸汽机的机械能得到再利用,从而替代了小男孩的体能。然而,在这一通路之中值得玩味之处在于机械和自由之间的关系,这对于今日仍是一个切实课题,特别是考虑到某些意识形态主义者所论述的 “全面自动化”之来临。

 

 

关于自动化的问题有两个对立的思想分支,这稍后在卡尔·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一窥。其一,存在着工人从劳动或职业中得到解放的可能性,因而他们获得了自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这一“自由人”的美妙图景,他们陈述道,共产主义“允许我今日行一事,而明日行另一事,清晨捕猎,中午垂钓,夜里牧牛,晚饭后批判,只要我心向往之。但我无须真的成为一名猎手、一个渔夫、一个牧人或者批评家。”这种捕猎、垂钓或牧牛的渴望,与小男孩和同伴玩耍的渴望别无二致。然而,正如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所言,这种生产模式中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因为“未完备的自动化”将工人退减为一种“意识的連結”。一方面,工人的异化和马克思人文主义在技术自动化中找到了共源。另一方面,同样的技术造就了以对机器的谴责和破坏为主张的反动主义。

 

 

在今日,非线性思考显然已经遍及包括物理、化学、经济学在内的诸多领域,并相应形成了一种范式。因而,深究非线性思考的具体性及其如何跨越学科领域互相适配,变得愈发重要。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在《技术精神》(写于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指出在笛卡尔图式以外,控制论将成为第二种认知图式。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带入了一种新的时间结构,它不再基于线性形式,而更像以螺旋形态呈现。在这一结构中,通向目的的路径不再呈现为线性,而更像是一种时刻自我调整的过程,西蒙东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对自发式定局的主动适应”。西蒙东着迷于反馈的概念,并在不同场合将其转译为“内部回响”、“对立反应”、“因果的复现”和“循环因果”。[4] 这些对于“反馈”概念的独特解释对西蒙东的“个化”和“个体化”理论尤为关键。然而,这些不同翻译造成的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是,这些概念会被认为有别于控制论,因而将其与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区别看待。

 

 

正是西蒙东所描述的这第二类认知模式中,“执行”的另一概念得以被提出,它与斯密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自动化”截然不同。对于西蒙东的分类法,我已在不同论文中作出回应( 见上一页注释[2] ),其中主要是关于从“反馈”到“递归”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在几乎所有今日的运算设备上都存在的递归函数是反馈概念的一种具体以及形式的表达。[5] 西蒙东并未探讨递归概念这一事实总是使我感到意外。这或许是因为西蒙东在个体化课题研究中,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量子物理、生物和心理学,而非逻辑和数学领域(尽管西蒙东也认同控制论的基础是数学)。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蒙东的写作中,他赋予转导比经典逻辑学中的推理更多的重要性。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西蒙东(至少是在他身后的出版物中)从未详述“算法”这一概念。

 

 

让我们首先建立起“执行”和“算法”两者的关联。在处理执行与算法的关联时,与其说遵循传统的维纳控制论阐释方法,重读库尔特·哥德尔也同等重要。递归问题的数学理论发展,及在20 世纪30 年代诞生的通用图灵机概念,呼应了我称之为“算法思维”概念的诞生。( 见上一页注释[2] ) 从计算机科学家到社会科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在解释“算法”为何物时,通常将其类比为食谱。这并非完全错误,鉴于算法确实界定了必须遵循的特定流程与规则;但这也同时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食谱”的概念并不能解释我们今日的算法究竟为何。食谱只属于前文中讨论过的第一类认知图式。

 

 

我认为“算法思维”应当从递归概念的角度被理解。简单来说,一个递归函数是一个在终止前不断呼叫自身的函数。侯世达在《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中用一个笑话解释道,如果我们设想一个德语教授用包含了很多从句的单一长句来进行一场讲座,最终你只听到一连串的动词,因为在一个德语从句中,动词总是置于句尾。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个简单的斐波拉契数 (1, 1, 2, 3, 5, 8, 13, 21……) 运算方法:在递归步骤里,函数不停地呼叫自身,因此进入一种“螺旋”运转,直到进入终止状态,亦即变量值成为0 时。

 

 

long fibonacci(long number) {

if ((number == 0) || (number == 1)) return number;

else // recursion step

return fibonacci(number – 1) + fibonacci(number – 2);}

 

 

如果不使用递归计算,这个函数的写法将是创造一个重复n 次的循环(n 的值等于输入变量的值,比如说一个长数)。从单纯的重复计算到递归之间,存在一种认知图式的跃迁。如在这里重述库尔特·哥德尔对于递归函数的工作,我们或许可以简化这一问题。他的计算方法包含两个重要步骤:首先,他发展了一套被称为“哥德尔配数”的方式,来代替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逻辑命题中的量词和算子。这一配数法的决定性是把所有的符号操作转成了数学操作,我们因而观察到,使得话语关系具体化的不再是机械设备里那样实体的组件,而是数据。

 

 

其次,哥德尔阐释了他称之为“一般递归性”的概念,认为逻辑证明可以以数学运算来进行,或更准确地说,以一系列数理函数的形式存在的,这些函数的值可以被以递归的方式推断。哥德尔对递归函数演绎最早可见于他1931 年题为《论〈数学原理〉及相关体系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的论文,后来他于1934 年在普林斯顿提出的一般递归函数,也预见到了艾伦·图灵和阿隆佐·丘齐的论文。[6] 正是在递归问题里,我们遇到了“可计算性”的概念,如果一个自然数无法被计算,这意味着它不能被算法递归演绎,因此会进入无限循环直至竭尽内存资源。我们或许可说:“执行”就是“计算”。

 

 

这在金融市场、社交网络、在线运营等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几乎不言自明。在递归性内部存在着一种我称为“计算解释学”的时间复合体。它有别于上文所述的机器‐小男孩集合以及由小男孩所完成的线性自动化系统。计算解释学有其自身的动态,颇似一种自调整、自学习的过程(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所有的机器学习都是递归式的)。通向目的的路径并非来自预设,而更像是启发式的反复试验,就像理性为了解自身,将会重返自身。在许多递归函数里,存在一种人类运算能力无法穿透的不透明度。它产生了一种认知不透明度,也就是所谓的“黑盒”。在追求技术更高进步与劳动更优分配的同时,而又渴求一个本身之存在__已然不再确定的社会具备更高的透明度,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我们应当寻求在“透明”与“不透明”的决然对立之外的可能性。让我们换一种方式去向这种认知图式的转移提问:人类在以递归性,尤其是机器的递归性为特点的“执行”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对此问题的直觉答案或许是“用户”。我们都是用户。本能地,我们会注意到用户是算法的一部分。不仅是暂存在数据库里的每个用户的记录,包括用户的自身存在,都部分地构成了算法的执行。除此之外,用户也有责任处理任何因为错误或不可控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方说,在金融市场的“闪电崩盘”中,承受灾难余波的并不是算法,而是用户(或者归根结底受波的是“非用户”)。人机关系需要走出一种亲密错觉,而从一个更高的认知层面以及“算法思维”的向度来理解。正是在这关于执行和算法的问题中,我们发现吉尔·德勒兹写于1990 年的《控制社会的附言》一文的相关性。德勒兹或许并未如今天的我们这般思考算法,但他的哲学直觉让他能从当时正在发生的“调控”现象中,观察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他也意识到这种形式有必要和福柯分析的“治理术”区分开来。[7]“调控”与福柯所强调的纪律社会的规则强迫范式有所不同,因为它的运作基于“自由”—更准确地说,“自由空间”[8]—而非“限制”的框架中。换言之,“调控”(modulation)依赖于这样一种操作,它由不同的启发式探索构成,它走向某一目的,但并没有严格的预设规则。我们在此应指出,比利时研究者安托尼特·胡芙华和托马斯·伯恩斯所言的“算法治理术”,其基础正是这种“执行性”(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递归性”),而非“数据实证主义”。

 

 

作为总结,让我们回到“自由人”与“意识联结”(或奴役)之间的经典对立—在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对自动化的应用所导致的两种不同结果。或许值得发问的是,这种对立关系是否持续存在于我们今日所见的,与马克思在19 世纪所见大相径庭的“自动化‐执行”范式中?抑或,在过去几个世纪,认知模型(从线性到递归性)的转移会替代或转化这些对立关系(自由/ 奴役,不透明/ 透明)和置于我们眼前的二元选择?对后者而言,我们或许需要一种尼采式的价值重估,以避免将自身囚禁于任何一种在过去几个世纪因为自动化自身的局限以及对自动化概念的有限理解而造成的既定选择中。这种价值重估同时也预示着对自动化的重新据有以发明新的选择。

 

 

注:
本文选自海伦·普里查德、埃里克·斯诺德格拉斯、玛格达·T. 卡弗主编的《执行实践》(伦敦,开放的人文学科出版社,2017 年),本文是许煜为该书所说的前言,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译见于2018年广州三年展的展覧图册。

 


 

[1] “具体化”的概念来自吉尔伯特·西蒙东的《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他通过阐释这一概念,以理解技术物的演化及其与规范和概形的关系,并试图将技术重新整合到文化中去 ( 西蒙东 2012, 15)。对西蒙东而言,技术与文化在18 世纪时经历了一场决裂,并导致了源自无知与误解的一种敌对状态。

 

[2] 《论数码物的存在》中发展了“话语关系”和“存在关系”的两个概念。前者指向可以被言说的关系,而后者表示可以脱离形式化的时间关系;它们是对中世纪哲学中“基于言语”(relationes secundum dici)和“基于存在” (relationes secundum esse)两个概念的重新阅读。

 

[3] 在一封1790 年8 月的信函中,康德向布卢门巴赫写道:“你的写作教会了我许多事情;你近期对物理机械论和目的论这两大人们认为不可调和的原理的统一,与最近萦绕我脑海的观念特别相近,而我的念头恰恰需要你提供的此类事实依据”。

 

[4] 关于西蒙东与控制论的关系,见许煜:《何为不确定性边缘》(2016b),及许煜《西蒙东与信息问题》(2015a)。

 

[5] 当我们考虑到第二阶控制论,比如系统理论和自创生理论时,递归性(作为“反馈”的具体表达)的角色则更加鲜明。

 

[6] 关于这段历史的更详尽分析,见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第六章。

 

[7] 关于“调控”概念,其与德勒兹哲学的大致关系以及与控制社会的具体关系的详细解释,请见许煜:《在控制之后的调控》(2015c)。

 

[8] 如果我们理解“调控”为德勒兹从西蒙东那里拿来的概念,那么根据“调控”阐发的对控制社会的分析仍然需要另一维度的补充,因为“调控”只是西蒙东称之为“allagmatic”的两大部分之一,allagmatic是关于操作和结构之间动态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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